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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卖地收入减少约3万亿！2023年“土地财政”将去往何处？******

　　多年来，“土地财政”一直是热议的经济话题，今年也不例外。近期，第三方机构克而瑞统计的数据显示，2022年，随着我国房地产销售端疲软，土地出让金收入下滑，全国土地市场成交建筑面积为14.44亿平方米，成交金额4.73万亿，较2021年同期分别下降了37%、31%，土地出让金从高峰的8.7万亿下降了约3万亿规模。

　　“土地财政”，顾名思义，指的是地方政府依靠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收入来维持地方财政支出，政府财政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属于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因不用上缴中央，土地出让收入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实际上，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快速增长，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需求见顶，土地出让金的增速明显放缓，长期来看，地方政府高度依赖的“土地财政”将难以为继，如何弥补土地出让金下滑带来的财政资金缺口，成为地方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问题，那么，2023年，甚至更远的将来，“土地财政”又将去往何处？

　　“土地财政”依赖程度越来越高

　　我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公开拍卖始于1987年12月1日，彼时，深圳会堂座无虚席，经过17分钟的轮番叫价，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以525万元拿下了这块8588平方米的住宅用地，敲响了建国以来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的“第一槌”。

　　根据《中国土地年鉴1996》的数据，1995年，全国通过出让方式提供用地43403公顷，出让金总额为420亿元。1998年，我国正式开启住房市场化改革，此后，随着房地产行业的快速发展，该数据一路上涨，2007年，首次突破1万亿元，直到2020年，我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额已经升至8.4万亿元，是1998年的200倍。

　　根据财政部官网公布的数据，仔细观察可以发现，2017年开始，我国土地出让金的增长开始变得很有规律，连续四年，每年的增长金额都在1万亿左右，直到2021年，国有土地出让金的增长速度开始放缓，仅增长3000亿元左右。

　　土地出让金快速增长的同时，地方财政对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大。根据第一财经测算，2017年开始，我国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比例(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地方政府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连续5年超过三成，2020年占比达到43.59%，2021年下降至41.81%，仍在4成以上。

　　分区域来看，粤开证券研究院统计的数据显示，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达、人口持续流入、土地市场需求旺盛，土地出让收入在地方综合财力中的占比(土地财政依赖度)较高；而西部和东北地区土地市场不够活跃，土地出让收入相对较低，更依赖中央转移支付。例如，2020年，浙江、江苏、福建、山东、广东、重庆6个省市的土地财政依赖度高于30%，分别达到51.9%、46.9%、40.3%、38.7%、33.8%和32.0%；而新疆、宁夏、青海、黑龙江、西藏5个省份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偏低，均低于10%。

　　分城市来看，粤开证券研究院统计的数据显示，2020年，广州、长春、杭州、福州、南宁、海口、贵阳、西安、徐州、扬州、温州、金华、襄阳、南充，这些城市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都较高，政府性基金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值均达到1.5倍，甚至更高；牡丹江、深圳、锦州等地对土地出让金收入依赖度相对偏低，其政府性基金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值分别为0.3倍、0.3倍和0.4倍。

　　土地出让金下滑

　　然而，在土地财政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的同时，我国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却面临下滑的事实。2022年，随着我国房地产销售端疲软，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再次下滑。

　　此前，财政部发布的《2022年前三季度财政收支情况》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的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217亿元，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4.9%。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42588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6.4%，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38507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8.3%。

　　近期，房地产研究机构克而瑞统计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为13.6亿平方米，销售额13.3万亿元，同比分别下降24%、27%，行业规模重回2015年。与此同时，全国土地市场成交建筑面积为14.44亿平方米，成交金额4.73万亿，较2021年同期分别下降了37%、31%。土地出让金从高峰的8.7万亿下降了约3万亿规模。

　　克而瑞地产研究院数据显示，从土地成交建筑面积TOP20的城市来看，有12个城市的成交量相比去年有所减少，平均降幅达35.7%，降幅超过30%的城市多达7个，其中降幅最突出的当属遵义，成交建面刚刚超过1000万平方米，同比降幅高达65%。

　　克而瑞地产研究院的研究报告显示，除部分特别优质的地块以外，土地市场底价成交、城投托底成为常态，不少城市城投拿地金额占比超过5成，沈阳、无锡城投托底拿地的比例甚至超过9成，市场低迷的城市城投拿地也尽显疲态，流拍率高企。

　　价格方面，克而瑞地产研究院数据显示，受一线城市供地质量提升的影响，2022年全国300城土地成交楼板价小幅上涨，增至3266元/平方米，再度创下历史新高。不过，由于新房市场仍处于低位，加之房企资金压力依然较大，房企拿地积极性仍处于低位，全年溢价率仅有3.7%，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7.9个百分点。从集中供地的22城来看，2022年有17个城市的地价下降。

　　那么，土地市场出让规模为何下降？房地产研究机构中指研究院土地事业部负责人张凯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与土地市场成交规模相关性最高的仍然是新房市场成交规模。今年以来，受期房烂尾担忧、房价上涨预期转弱、居民收入预期悲观三重因素影响，新房市场规模明显缩量，导致房企拿地积极性高开低走。他指出，上述影响新房市场的三个因素中，能在明年有显著缓解的恐怕只有期房烂尾担忧。而随着疫情管控放开和经济活动的逐步恢复，居民收入预期的转变或将需要更长的时间；在“房住不炒”的基本国策下，房价上涨预期转弱将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因此短期的新房成交规模很难较今年发生显著好转，土地市场随之亦难有明显的变化。

　　张凯进一步表示，从长期来看，土地市场与人口数量变化息息相关，人口净流入的城市土地市场仍然能够维持一定热度，而人口净流出的城市土地财政或将难以为继。总体而言，我国城镇化率已经接近瓶颈，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对于住房需求均产生负面影响，土地市场成交规模整体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将是必然。

　　硬币的正反面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土地财政”二十多年，为我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99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为30.9%，比1995年提高1.9个百分点，城市化处于较低水平，而2021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4.72%，。

　　厦门大学教授赵燕菁在其出版的新书《大崛起：中国经济的增长与转型》中肯定了“土地财政”的价值，他表示，中国城市化伟大成就背后的重要原因，就是创造性地发展出了一套将土地作为信用基础的制度——“土地财政”。在他看来，相对于“征税”，通过“所出售土地的升值”来回收公共服务投入的效率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城市政府不仅可以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甚至还可以以补贴的方式为能够带来持续性税收的项目融资。

　　与此同时，赵燕菁在其上述新书中也叙述了“土地财政”带来的问题：“土地财政”的本质是融资，使得不动产变成投资品，一旦房价暴跌，大规模的资产贬值将导致难以想象的金融海啸；“土地财政”不仅给地方政府带来巨大财富，同时也给企业和个人快速积累财富提供了通道，同时，没有机会投资城市不动产的居民与早期投资城市不动产的居民的贫富差距迅速拉开，房价上涨越快，贫富差距越大；另外，房地产市场发展“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还占用了大量应该用于其他发展项目的资源。

　　粤开证券研究院副院长、首席宏观分析师罗志恒也认为，一方面，土地出让收入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大量财政收入来源，缓解了一般公共预算压力；推动了城镇化进程；形成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直接带动了经济发展；推动了房地产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土地财政也让部分地区的高地价推动了高房价；间接推动了融资平台和政府债务；在土地财政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破坏耕地的行为；在征地过程中因简单粗暴执行和补偿问题引发了部分社会问题等。

　　土地出让规模急速扩张的同时，一些城市非理性供地为后期房地产市场转弱也埋下了伏笔。克而瑞研究中心的相关研究报告表明，目前，我国约8成的城市市场需求及购买力明显透支，近一半的城市土地供应过量，随着房地产市场步入调整周期，去化压力不断加剧。另外，不少城市因大力发展新区便将供地指标向新区倾斜，但因为市政配套尚未真正落地，人口导入情况自然不甚理想，致使外围区域供需周期性错配。

　　资金缺口如何弥补？

　　回顾过往，“土地财政”有功有过，向前看，未来土地使用权出让金逐渐减少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财政收入长期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也将难以维，寻找新的财政收入增长点已经成为当前迫在眉睫的问题。

　　对于上述问题，一部分观点认为，应该从税收方面着手。

　　赵燕菁表示，“土地财政”只是专门用来解决城市化启动阶段原始信用不足问题的一种特殊制度，随着原始资本积累的完成，“土地财政”也必然会逐渐退出，如何弥补放弃“土地财政”造成的损失？他指出，可以仿效发达国家，从“土地财政”转向“税收财政”，突破现有的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制。赵燕菁也表示，贸然放弃“土地财政”，对还未完成城市化原始资本积累的城市来说，存在巨大风险，另外，以间接税为主转向以直接税为主的改革也并非易事。因此，城市新区则应维持高效率的“土地财政”积累模式，另外，可以把巨大的利益调整分解到数十年的城市化进程中，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逐渐演变为直接税与间接税并重，乃至以直接税为主的模式。

　　回溯“土地财政”形成的原因，不少观点认为，土地财政源于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因为分税制改革导致地方收入占比低、支出占比高，这种资金缺口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土地出让、城投平台等方式融资。对此，粤开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罗志恒曾在公众号“粤开志恒宏观”上发文表示，分税制和住房市场化改革都只是“土地财政”的促成因素，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机制才是问题的关键，激励机制决定行为，引发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和土地财政等连锁反应。如果没有分税制，只要存在GDP考核，仍会产生资金饥渴和不足。

　　罗志恒则表示，未来，无论是土地供给还是需求都将呈现下降趋势，这直接影响未来土地财政的可持续性，因此，未来构建地方稳定的财政来源极为重要，房地产税开征是大势所趋。同时，罗志恒也指出，房地产税的体量短期内难以取代土地财政。

　　也有观点认为，应该大力发展其他产业。万通集团创始人冯仑近期在其微信视频号“风马牛地产研究院”中表示，当房地产销售端出现下滑，不少城市都会开始出现土地财政的缺口，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这些城市应该大力发展房地产以外的其他产业，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以此让税收增长的更快，来弥补卖地收入的缺口。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近期公开撰文表示，国企资产是当前政府部门除了国有土地资产之外的最大一块资产了，如果通过提质增效，若能够让300万亿元的国企总资产的回报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则就有3万亿元收益增加，基本可以弥补土地财政消减带来的收入缺口。“当然这不是短期就能提升一个百分点，但只要坚持不懈地盘活国有资产，推进国企改革，若干年后，应该会有成效。”李迅雷补充道。

　　张凯对第一财经表示，改革开放以来，基建投资引领的城镇化一直助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近年来，受到经济下行的压力，基建投资再次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而基建投资的成本依赖土地财政。此外，近期推出房产税，将对房地产市场造成冲击，从而进一步降低房企拿地意愿，对土地财政产生更大的压力。因此，短期来看，土地财政难以替代。

　　“长期来看，尽管我国经济发展对基建投资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但城镇化率、居民部门杠杆率即将达到增长瓶颈，基建投资+土地财政的经济发展闭环难以为继。”张凯认为，房地产税作为长期、稳定的税源，在近二十年房地产也高速发展的基础上也有足够的存量房屋可供征税，适合在未来长期替代土地财政补充财政缺口。

　　总的来看，上述不管是直接税的税收制度变革，征收房地产税，还是大力发展其他产业，或是盘活国有资产，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那么，短期，如何保障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发展，让地方财政平稳过度？克而瑞研究院提出，当前应该提振市场信心，完善保交楼、保就业、销售保价等兜底机制，缓解市场观望情绪，需求端全面放松限购、限贷、限售，取消“限跌令”，政府回购商品房，与此同时，适当缩减供地规模，优化调整供地结构，以此破局短期楼市的困境。

　　近期，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公开表示，为了改善房地产消费观，财政方面也应该发力。土地价格的高企是造成房价高的重要因素，因此，要适当降低城市土地出售价格，来促进开发商成本的下降，带来房价的下降。另外，目前在销售领域里的税费负担还是很重，应当适当降低，让老百姓感受到政府的温暖。同时，也应当降低金融机构的按揭抵押利率，目前的按揭抵押利率(4%)还是偏高的，应该降1到0.5个点。

紧盯四风老问题新表现 强化监督严肃执纪 ******

　　紧盯四风老问题新表现 强化监督严肃执纪

　　清清爽爽过廉节

　　云南通报6起违规吃喝典型问题；湖南通报8起年轻干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甘肃通报3起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酒驾醉驾典型问题……临近春节，各地密集通报典型案例，不断强化警示震慑效应。

　　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在部署2023年工作时指出，持续深化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纠治“四风”。各地纪检监察机关在春节来临之际，紧盯节点和薄弱环节加强监督检查，强化节前教育提醒，确保党员干部风清气正过春节。

　　2022年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95376起，纠治“四风”力度不减、尺度不松，对顶风违纪行为露头就打

　　1月16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2022年12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当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1112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1612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1569人。

　　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95376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141348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96756人。

　　在春节来临之前，连续第112个月公布的月报数据，再次给党员领导干部们敲响了警钟：中央八项规定不是只管五年、十年，而是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纠治“四风”力度不减、尺度不松，对顶风违纪行为露头就打。

　　坚守节点纠治“四风”是加强作风建设的重要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一个节点一个节点的坚守，“清清爽爽”过节的氛围逐渐形成。作风之变，群众感受最深刻。2022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国家统计局合作开展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97.4%的群众认为全面从严治党卓有成效，比2012年提高了22.4%；99%的群众认为，党中央正风肃纪反腐的举措，体现了我们党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

　　“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稍有松懈，就会卷土重来、死灰复燃，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

　　“湖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曹广晶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公款吃喝，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安排问题”“湖南省常德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石门县委原书记谭本仲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公款吃喝，不顾实际使用大额财政资金建设景观工程问题”……

　　2022年12月22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10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从这些案例不难看出，在持续正风肃纪的高压态势下，仍有少数党员干部政治意识缺失，特权思想严重，不收敛不收手，花样翻新搞“四风”。

　　从2022年全国查处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来看，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达到5万余起，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达到4万余起，其中，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方面，共查处问题37567起，占查处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总数的83.9%。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有关负责同志表示，纪检监察机关将聚焦党的二十大确定的目标任务，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对享乐奢靡问题露头就打，重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将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

　　把监督挺在前面，紧盯节日期间易发的问题，紧盯享乐奢靡及各类隐形变异行为

　　“一件小事忽略了，两件小事忽略了，最后真正地是违法犯罪的事，就不把它当回事了，是非观念上逐渐地淡漠，这的确也是很惨痛的一个教训。”在近日播出的电视专题片《永远吹冲锋号》中，文化和旅游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李金早出镜忏悔，他违纪违法问题的一大特点，就是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十分突出，追求所谓“生活品质”、贪图奢侈享乐，逐渐从破纪到破法，从量变到质变。

　　作风问题无小事，党员领导干部腐败堕落往往是从不正之风、享乐奢靡开始，从“四风”上打开缺口。春节期间，团圆氛围浓烈，这容易让违纪违法现象披上合情合理的“外衣”，导致“酒杯一端，原则放宽”“礼物一送，制度松动”，个别党员领导干部在一次次收礼送礼、吃吃喝喝中，丧失原则、放松底线。

　　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从具体事情抓起，抓早抓小、抓细抓常，精准施策、靶向纠治，防止千里之堤溃于蚁穴，防止小管涌变成大问题。

　　1月14日下午5点多，在医院结束监督检查工作后，陕西省大荔县纪委监委党风室3名同志简单商量后，马不停蹄赶往一家商场，就刚刚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线索进行详细了解……这是春节前该县纪检监察机关开展监督检查的场景。

　　大荔县纪委监委结合当地实际，元旦、春节期间制定了详细的监督检查工作方案，既严查违规公款吃喝、违规收送礼品、违规公车私用等老问题，又紧盯年底集中报账等环节，及时准确发现背后可能存在的“四风”问题。2022年12月以来，该县纪委监委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违反“四风”问题线索5个，查处2件3人。

　　作风问题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阶段既有共性特征，也有不同的突出表现。必须把握作风建设地区性、行业性、阶段性特点，抓住普遍发生、反复出现的问题深化整治，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浙江省杭州市纪委监委将通过快递物流收送礼品礼金列为节前“四风”监督检查重点，通过明察暗访、随机抽查、当面核实等方式，对土特产店、商超等物流快递发出单位的快递信息开展有针对性的监督检查，重点筛查寄往党政机关、国企单位的可疑物流快递信息。同时，对机关企事业单位传达室等“终端”开展监督检查，重点关注“多人给某位党员干部邮寄快件”“一人给多名党员干部邮寄快件”等可疑情况，让看似隐蔽的快递送礼无处遁形。

　　节日期间酒驾醉驾违法犯罪行为相对多发，江苏省溧阳市纪委监委部署安排，从酒驾醉驾等问题入手，第一时间查清“和谁吃、在哪吃、为什么吃、谁付款”等关键信息，深挖隐藏在所谓“人情往来”背后的请托事项和利益勾兑……通过“靠前一步、深挖一层”，严查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交织。

　　紧盯加重基层负担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随意向基层派任务、要材料过多过频、同一内容视频会议层层套开、“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这是近日个别单位在工作总结部署阶段出现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表象。

　　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对重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出具体部署。中央纪委日前印发《关于做好2023年元旦春节期间正风肃纪工作的通知》提出要聚焦以总结部署工作等名义加重基层负担的形式主义问题，保障党员、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抓工作落实。

　　“您好！请问您的业务办理顺利吗？是否碰到工作人员作风懒散，或者是吃拿卡要、无故推托等情况？”天津市宝坻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实地走访区政务服务中心，和办事群众面对面交流。天津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持续深入推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不担当不作为问题专项整治，大力纠治落实决策打折扣、对待群众耍官威、失职失责不作为等顽疾。

　　不久前，湖南省纪委办公厅印发《关于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深化纠治“四风”工作的若干措施》指出，开展“表现在基层，根子在上面”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专项监督，督促分级分类开展整治，推动开展省直机关单位纪律作风问题专项整顿；针对妨碍惠民政策落实“绊脚石”等问题，部署开展教育乱收费、套取就业创业补贴、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缺位等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整治……

　　当前是各类考核集中开展期，同时也往往是考核不正之风的易发高发期。

　　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相关负责同志介绍，从日常监督和查办案件掌握的情况来看，年终考核时，总有部分被考核单位动“歪心思”，精力不是放在如何抓好工作落实上，而是想着跑关系、找门路，甚至企图通过搞违规吃喝送礼等方式，为自己加分。同时，也有一些责任部门利用考核评判权，搞“人情考”“关系考”。更有甚者借机吃拿卡要，收受好处弄虚作假等。针对这种情况，江西省纪委监委作出部署，要求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坚决防止考核中出现不正之风。

　　坚持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1月17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召开全区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通过深刻剖析违纪违法典型案例，给领导干部常敲警钟、常亮红灯，以案为鉴、以案促改，向全区上下释放“严”的强烈信号。

　　现场参会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监委驻自治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纪检监察组组长欧泽馨深受触动，“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这样的警示教育非常及时、很有必要。我将时刻牢记‘三个务必’，切实做到忠诚干净担当，全力以赴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勤奋工作。”

　　春节来临前，各地在坚决纠治不正之风、解决突出问题的同时，通过警示教育大会等方式警醒党员干部守好“廉关”过好“廉节”，并积极推动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不想腐的自觉，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

　　“节俭且从春节俭，廉洁应似雪莲洁”“清风吹拂阳光院，白雪飘融仙鹤乡”“修竹凌寒身正直，梅花喜雪气清香”。1月16日，在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文明实践中心的大厅内，书法家们现场挥毫泼墨，为社区的居民传福送廉，240余副廉洁春联被抢选一空。

　　鹤壁市纪委监委联合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文联等单位开展了“清廉的节日”系列活动，坚持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和本地特色文化中寻找廉洁基因，持续在挖掘、提炼、转换、运用上下功夫，不断丰富内涵、拓展外延、创新形式，充分发挥清廉文化教育、引领和浸润作用。

　　2022年12月底，位于海南海口的海瑞文化公园开园，为市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了好去处，也成为党员干部接受廉政教育的重要阵地。除了指导推动海瑞文化公园建设，海南省纪委监委还开展廉洁文化微电影微视频征集展播活动，协调推动琼剧《海瑞》复排巡演，建设完成“全省廉洁文化地图”并上线运行，以廉洁文化助推清廉自贸港建设。

　　革命文化是淬炼党员干部廉洁奉公意识的重要文化滋养。福建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深入挖掘展示红色文化中的廉洁元素，使党员干部在革命文化熏陶中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廉洁意识，传承革命精神，激发“不想腐”的内生动力，并从中汲取自我革命的强大力量。(中国纪检监察报 记者 薛鹏)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