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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保险纷纷下架，抗原阳性不给赔，怎么办？****** 编者按： 这里是民生调查局，见人所未见，调查民生之变。关注你想关注的、你没关注的，调查你想看的、未看到的。
中新网12月15日电 (中新财经记者 谢艺观)人“阳”了，保险赔付款却很难拿到。最近抗原检测新冠阳性的北京姑娘普普(化名)，正在为保险赔付一事发愁。
不只是普普，不少新冠阳性患者也遇到类似经历：原本以为已经买了新冠保险，可以安心等待赔付，如今却发现赔付环节麻烦重重。而新冠康复的人在听到“阳性一次，终身拒保”的传闻后，也开始担心未来还能不能买重疾险、医疗险。
资料图：抗原检测阳性。抗原检测新冠阳性不给理赔
今年3月份，普普在某平台上购买了由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承保的“新冠肺炎·隔离津贴版”。保障内容显示，新冠病毒确诊津贴2万元，新冠病毒住院津贴6千元，新冠集中隔离津贴2800元等。
13日晚间，普普在家里自测抗原时发现阳性，于是拨打保险电话进行沟通。“理赔员说需要医院开具的核酸证明和写明轻症、重症还是无症状的确诊证明，以及胸透、血常规等各类材料原件，都要进行邮寄。”普普告诉中新财经记者，“但我不清楚现在阳性该怎么去医院开证明，听说好多医院都不给开。”
普普在网上看到有人说“只是阳性不赔付，必须CT显示有肺部感染才能赔付”，这让她愈发担心，“今天(14日)我又给理赔员打电话，但没打通。”
有医生诊断证明也无法进行理赔
在广东生活的小琳(化名)即使拿到了医生的诊断证明，也无法进行理赔。
据小琳讲述，年初购买了国泰出行保，里面包含新冠肺炎确诊津贴。最近新冠阳性后去申请理赔，并上传了核酸、抗原阳性及医生诊断证明等材料，但却遭遇拒赔，理由是“不符合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新型确诊标准，现有材料不属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轻/普通/重型)。”
“就是必须由医生开具‘确诊新冠肺炎’字样的诊断书才属于确诊。”小琳向记者表示，“但我让医生开具时，医生明确回复我，开的诊断书都是有固定的模式和根据上级要求来写的，不能这么开，这也就形成了闭环。”
“之后我跟保险公司沟通时说，医生无法开这种证明，而且国家卫健委最新方案都称阳性为首要标准，但他们说需要结合CT、血液进一步检查符合标准才行，还让我问卫健委能不能开证明。”这让小琳直吐槽，“这么拖下去，等我病好了，他们要的证明材料我可能也无法提供了，他们也就不用赔了。”
截图自黑猫投诉。不只是普普、小琳，记者注意到，在消费者服务平台黑猫投诉上，“新冠险”相关的投诉有近两千条。银保监会发布数据显示，二季度涉及新冠疫情隔离相关保险等财产险其他保险纠纷投诉有2434件，占财产保险公司投诉总量的24.22%。
理赔成功者：法院起诉，庭外和解
“最近我发了一个帖子，说自己新冠确诊保险终于赔付了，有几百个人问我是怎么理赔成功的。”星星(化名)向记者感叹，困在赔付申请环节的人真多。
在上海生活的星星今年4月份感染了新冠，随后经历了曲折的理赔过程，“最终是去法院起诉，然后庭外和解。”
在已有成功理赔经验的星星看来，“投保人想要理赔成功，还是需要材料完备，病状符合理赔条件，如果目前不好拿到材料，可以先和保险公司协商，协商不成再考虑诉讼。”
不过星星也说，“现实中很难协商，很多人没有保险代理，保险公司能赖一个是一个。”
“新冠险”纷纷下架
在保险产品“大家族”里，“新冠险”算是新险种。
此前，为满足市场需求，保险公司纷纷上线新冠保险产品，凭借投保便捷和保费低廉的优势，新冠隔离保险在各大平台销量暴增，成为互联网保险市场上的“网红产品”。后来，受疫情变化、监管趋严等一系列因素驱使，新冠隔离保险产品发展进入“冷静期”。
近日，星星发现，“疫情平稳的时候全都是‘新冠险’，现在又开始全网下架。”
中新财经记者14日登录某平台，已搜索不到太平“新冠肺炎·隔离津贴版”、众安“疫情隔离津贴险”、“众安爱无忧防疫保障”等热门“新冠险”。
在支付宝平台，记者搜到“疫安心·防疫保”，但提示称“不保障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另一款“无忧保综合意外险”包含新冠肺炎身故，保额为25万元。
截图自支付宝平台。至于小琳提到的国泰出行保，记者注意到，目前支付宝平台上的国泰产险新的“公共交通出行保”里只包含特定传染病身故，保额为50万元。
对于近期“新冠险”纷纷下架的现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向中新财经记者表示，“主要是现在疫情防控措施放宽，‘新冠险’风险激增，保险公司‘避险’所致。”
“很多公司推出的‘新冠险’很便宜，理赔条件也很宽松，但在理赔上出现了不少问题。”一位保险从业人士告诉记者，“‘新冠险’下架一方面是因为精算不合理，保险公司赔钱，另一方面是因为监管上清理了一部分。”
新冠阳性后不能再买重疾险？
最近，保险圈有传闻称，新冠阳性后无法再购买医疗健康险。据媒体报道，有保险代理人员表示，“只要核酸阳性一次，客户终身拒保”“如果得了新冠，重疾险直接拒保”，极力推荐要在“阳性”之前，配置好重疾险、医疗险等健康险。真实情况是否是这样？
“还是要分情况看，无症状感染者和轻症影响不大，痊愈后符合相关条件就能购买，如果是重症，可能会有影响。”前述保险从业人士表示。
王国军也认为，新冠阳性时风险增大，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可能选择暂时不签单，但“阳转阴”后应该不会拒保。
14日，记者在支付宝平台上分别选了一款重疾险和一款百万医疗险，在投保过程中，并未遇到新冠阳性无法投保方面的限制。
近日，北京银保监局亦发布《关于加强金融支持复工复产相关工作的通知》，要求保险公司加快设计开发价格普惠、适宜人群广泛的新冠病毒传染病相关责任险种，保障新冠病毒导致的重症、危重症和死亡风险。
北京联合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系教师杨泽云向媒体表示，未来国家政策导向会要求保险覆盖更多人群。因此，即使新冠阳性患者有些严重影响身体健康的状况，随着保险的发展，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保险产品可以满足其投保需求。(完)
气候江湖的小气候与大格局****** 着急的古铁雷斯 即便是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亲自上阵，敦促各方在马德里达成全面气候治理方案，但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显然是过于着急了。 既要就《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通过市场机制降低减排成本、提高力度的制度安排)进行谈判，又要对2020年前实施和力度情况进行盘点，还要开展“华沙损失与损害国际机制”评审，同时要解决气候资金这个老大难问题。多目标、无重点的齐头并进，使谈判进一步复杂化。  图片来源：联合国气候大会官网而没有经验的大会主席施密特，因身体原因无暇他顾的执行秘书埃斯皮诺萨，没有担当的美国，缺少建设性的欧盟，灵活性不足的巴西……诉求的高度多元和“大佬”的缺乏，让气候的江湖在马德里陷入僵局。 延期40多个小时后，2019年联合国气候大会15日在西班牙马德里落下帷幕。最漫长的气候谈判记录，没能换来满意的会议成果。 虽然以多边主义推进气候谈判得以坚持，“智利-马德里行动时刻”及其他30多项决议被大会收入囊中，但关键的《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未达共识，碳交易机制未取得实质成果。 主要议题的流产，使得成果清单缩水。这份有限协议，辜负了各方的期待。 意料之外，意料之中 事实上，这个结果也不意外。每年年末的这场近200个国家的集结，不过是国际气候谈判多边进程的一个缩影。 无论是“大年”还是“小年”，谈判延时似乎是不确定的气候谈判中最确定的事。由于纷争而导致无法达成各方满意的成果或留待下年继续讨论的例子比比皆是。 但这就是多边机制——需要谈判各方达成一致，才能通过相关决议，最终实现“人人都不满意，个个都能接受”的结果。看上去低效，却又难以找到替代方案。 用“灾难性的”“极度平庸”等情绪化的词语，来给马德里气候大会盖棺定论，似乎有失公允。 不如让我们拉长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来看看全球气候治理这个江湖。 《巴黎协定》的政治遗产 自1992年以来，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一条不变的主线，是围绕“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资金和技术解决方案。 近些年气候谈判经常陷于焦灼，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共同的责任”被过度强调，而“有区别的责任”被选择性忽视。 当然，也有不断变化的趋势，我们不妨称之为“巴黎协定遗产”。 这个遗产之一，便是谈判成果的达成从自上而下的约束性减排目标规定(如《京都议定书》对公约附件一缔约方的定期量化减排要求)，逐步转为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巴黎协定》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 在这个进程中，虽然“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依然体现在目标、资金、技术等各个方面，但国家作用及其区别责任在弱化，非国家主体(如省州、城市)的作用在提高，全球气候治理结构正在起变化。 形成新的治理体系和秩序需要制度、规则、程序等的全面构建，以及相应时间的调校与和适应。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到底是什么样的模式，眼下似乎并不清晰，但多元共治应当是基本共识。 气候领导力下降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反对力量影响增加，气候领导力在降低。 在多边机制中，需要各方共识才能达成一致，反对力量历来扮演重要角色，气候江湖里的攻守是常态。 在《巴黎协定》的谈判过程中，用“双边”促“多边”既是鲜明的特色，也是基于实际的策略选择。 中国、美国以及欧盟、基础四国、“77+中国”等主要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双边磋商优先达成共识和协议，从而为进一步的多边谈判奠定基础，继而以相关的协议框架促成多边成果的达成。 这是《巴黎协定》谈判的重要遗产。 然而，随着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强化了自身及与其立场相近国家的反对势力，其影响日益显著，加之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众多国家主要谈判代表更迭，增加了未来气候政治和谈判的不确定性。 “国家利益至上”与“同一个地球”的气候观迥然不同，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的回潮对《巴黎协定》落实形成巨大阻力。 发展新背景不容忽视 应对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而气候变化谈判的实质是发展权问题。实现发展与保护气候的微妙平衡，是多边机制达成的关键。 发展问题就在眼前，制约发展的因素愈发凸显，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十分迫切，发达国家民众对福利的减损也非常敏感。 随着全球经济进入平台期，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以发展平滑经济社会变化恰恰与应对气候变化出现方向上的不一致。 与此相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基于科学的研判，其应对不同于一般常规污染控制，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和全球性议题。 需要充分考量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变化，需要转变生产、消费和贸易方式，建立低碳、循环、可持续的新发展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和基础设施结构、土地使用等方面的一系列变革，并且需要全球范围有机协调的一致行动。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中，参与方的利益一致性是难以解决的多元方程式，即期发展权被置于放大镜下，远期权益却浓缩成远处地平线的若干个小点，前者是国家利益主张，后者是全球共同关注，二者博弈的力度显然不对等。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方面其社会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直接关联，或者说是与对应的化石能源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并没有脱钩，发展方式决定了大幅度降低排放即便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实践中需要做出的牺牲之大无法忽视。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还要承接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资源能源消耗大、污染相对严重的产业，在缺少必要资金技术支持条件下，实现绿色发展困难重重。 与此同时，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保护主义抬头、民粹主义盛行，及其引发的贫富分化、产业链断裂或重置、能源安全、消费降级等问题，都在影响着绿色低碳转型的进程。 探索改革和创新模式 应对气候变化是个世界性大命题。硬币的一面是全球变暖、生态恶化等危机；硬币的另一面是人的需求，尤其是发展需求的不断提高。 解决大命题，需要政治意愿，需要一往无前，需要改革创新，需要着眼大局。但最需要的，或许是跳出气候江湖的小气候。 从全球社会经济的转型发展入手，促进全球及各利益相关方的发展与保护共赢，创造能源低碳转型和气候韧性发展的新格局和新路径，才是解决气候问题的正道。 在探讨责任机制的同时，首先需要解决参与方的利益，利益平衡是责任落实的前提。 强化利益分享不是“诗与远方”的愿景勾勒，而是“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的实际担当，且发达国家要率先垂范。 发展中国家的民生问题如何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协调机制中得到有效保护，如何让先发展的国家给迫切需要发展的国家腾挪出必要的“气候预算”，以及新能源如何在成本上和能效上优于化石能源等，都是日程表上的优先事项。 近年来绿色气候融资的发展、气候治理结构的转变、商业及投资模式的创新，以及技术进步，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新机遇。 此次气候大会期间，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欧洲绿色新政》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他们许下了让欧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碳中和大陆”的承诺。 而中国的改革发展、能源转型、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和领导力也令世界充满期待。 中国正在加速推进的绿色转型，将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能源革命、气候韧性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探索和经验。 期待格拉斯哥 马德里气候大会已成过去。气候的江湖依然喧嚣。 马德里不相信眼泪。气候的江湖要形成大气候，需要政治雄心，需要全面行动，更需要合理机制的保障。 格拉斯哥期待奇迹。因为我们相信，气候的江湖是个大江湖，也是一盘事关人类未来和文明重塑的大棋。(俞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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